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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结合《出师表》说说诸葛亮是怎样的人

诸葛亮，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琅琊阳都人。其博古通今，料事如神，是一个流传千古，家喻户晓的神化人物，鲁迅也曾用“智近妖狐”来评价。人们常把他当作是贤良的代表，忠诚的化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其一生的写照。《出师表》写于蜀汉饯行五年，是诸葛亮为完成统一大业出师伐魏前写给后主刘禅的奏章，言辞恳切，感情真挚，催人泪下，字句间彰显诸葛亮之耿耿忠心。本文既可以看做是劝谏后主，也可算是诸葛亮的自传，此文曾被称为千古至文,历来为忠良义士推崇和传诵！但其实细看之下，却未必尽然，个中语言犀利，委婉间尽显专横，规劝中不乏跋扈。证据一：第一段中诸葛亮写道“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盖追先帝之殊遇”的意思就是全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于你无干，颇有点不看僧面看佛面的意思，说得不好听就是打狗看主人，文中十三次提到先帝，个中咄咄逼人之势已是彰显无疑。证据二：在对刘禅的指责中，陈述了比较多的错误比如“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亲贤臣，远小人”等，诸如此类的字眼在文章中随处可见，刘禅即位之时已十六岁，刘备已经驾崩，诸葛亮四十六岁，依其威望与资历，亚父之位兴国之职责无旁贷。由责任而言，其上书言事本也无可厚非，但为什么诸葛亮在出师前却仍在为这些问题而大发感慨呢？原因有两个：一.其深知刘禅的本性，二.深谙国事为国家而忧。由此可见其平时对于刘禅的教导，于公于私于父之间都没有起到好的成效。退一万步讲，既然你诸葛亮担心“黄洗”这个人物，为什么就不用手中的权利铲除后患了？可见也是个吃柿子捡东西软的。所以此文中对于刘禅的指责，虽为实言，却也是强弩之末，怕也是烧香拜佛脚之言。证据三：出师前诸葛亮对内政及军政上都做了安排，咋一看似乎可见诸葛亮办事分明，深谋远虑，井井有条，实究一番则可见其“专权”之患，古之国君出行有太子监国，大臣辅佐，不管形势是如何危急，君仍是君，臣仍是臣，何来臣子规范君主之说？即使是上书言表，也不必全全代理安排国事吧？刘禅孱弱世人皆知，并美其名曰“阿斗”，既是“无用之人”，我想这也是和诸葛亮的事必躬亲专权独行分不开的。水之薄，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晚年诸葛亮兵败之时还为蜀国安排了两大丞相，暂且不论这两个人物带来了什么，只看诸葛亮的行为便知其蛮横，大家多知道项羽有印摩挲不舍放手，却不知道诸葛亮的个人之失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尴尬处境。证据四：在第四段中，诸葛亮自述本志并表明志向“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有书曾评此句表达了诸葛亮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高洁情操。了解诸葛亮的就可知其撒了个大谎，甚至于我们被这个谎言欺骗了上千年。史书记载，诸葛亮出身官宦世家，少有大志。身居官宦，必从小耳濡目染荣华富贵，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必然铭记于心，既如此，何来隐居之说，退一步，如果是真隐居又何对天下大势那么了然于胸，颇有点挂羊头卖狗肉之嫌。这不由让我们想起那个“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李白，素以退隐为名，引起世人瞩目。陈寿在《三国志》中曾记“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自比管仲，乐毅”，了解的历史的人都知道管仲和乐毅是什么人，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乐毅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率五国之兵攻齐，连陷七十余城，报了强齐伐燕之仇。此二人一文一武，辅佐君王成就大业，诸葛亮自比二人，又何曾有什么“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高洁志趣；其次，诸葛亮人称“卧龙”，龙为中华之象征，此中含义，即便不再详说，其沽名钓誉真小人的行径也已暴露无疑，即便是老学究也应当汗如雨下，面如肝色。证据五：诸葛亮的出师的目的在文中也得到了阐述“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时，魏国占领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黄河流域，东吴占领了肥沃富饶的长江流域，而蜀国则偏居一角，就形势而言，真可以说得上是危机存亡之秋，这个时候，本应修养生息，富国强兵，然其却三番五次发动对魏国的进攻，全然不顾国家的现实，民众的希望，只为报答刘备对他个人的知遇之恩，成就个人所谓的丰功伟绩，可见诸葛亮是一个缺乏民本思想的人。拿破仑的年代，法国的青年损失了23%，也使得法国在未来的两百年内丧失了翻身的机会。不可否认的是，诸葛亮的个人的穷兵黩武使得蜀国完全丧失了崛起的机会，也加速了蜀国的灭亡。此次北伐，本可以收到一定的成效，却因错用马谡致使街亭失守而一败涂地。以诸葛亮之才，先主刘备之戒，尚且犯上如此重大的错误，又何来慧眼之说，何来聪颖之言。所以北伐的失败，全因其个人所致，曹操兵败的时候，明知道关羽与其有义却仍派关守华容道，不知道是诸葛亮故意炫耀自己的先知能力，还是立下军威收买人心？证据六：诸葛亮执政多年，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只知诸葛亮不知有汉，无论刘备或刘禅。一个朝代，甚至一段历史，只知相不知君，只见孔明不见刘姓天子，是否过于诡秘？忠与奸，仅一墙之隔，对诸葛亮，我们需放大眼睛，方能识其居心，剖其良心。

F. 我想借钱,有什么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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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孔明贷又叫什么。 在苹果手机上的称呼

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澳门的名字源於渔民非常敬仰的中国女神天后，又名娘妈。根据传说，一艘渔船在一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航行，突然刮起狂风雷暴，渔民们处於危急关头。这时，一位少女站了起来，下令风暴停止。风竟然停止了，大海也恢复了平静，渔船平安地到达了海镜港。上岸後，少女朝妈阁山走去，忽然一轮光环照耀，少女化做一缕青烟。後来，人们在她登岸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供奉这位娘妈。 十六世纪中叶，第一批葡萄牙人抵澳时，询问居民当地的名称，居民误以为指庙宇，答称"妈阁"。葡萄牙人以其音而译成"MACAU"，成为澳门葡文名称的由来。 在後来的四百多年时间里，东西文化一直在此地相互交融，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使澳门成为一个独特的城市。

H. 诸葛亮为何亲张飞而远关羽

《三国志》评价张飞、关羽时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诸葛亮对待关羽，特别注意分寸，并努力维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良好关系，因为关羽并不十分买军师账的。孔明的联吴方针，他执行不力，就是一证。虽然关羽远在荆州，但这个人从来未把自己的地位摆正。马超投蜀以后，为解决益州问题立下功勋，获得殊荣。关羽不服气，要离开荆州到西川来同马超较一高低。诸葛亮连忙给他写信安抚，一顶高帽子，才使此议寝息。刘备为汉中王后，要用黄忠作他的后将军。诸葛亮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这番话，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他的态度。

张飞就不是这样了，只要诸葛亮点了他的将，无不悉心为之。而且，多有创造性的发挥，每每创建奇功。对此，诸葛亮和这位莽张飞，往往产生不言而喻的默契。当消息传来，说他所住大寨，逐日间饮酒，酩酊大醉，诸葛亮非但不加怪罪，还派人专程把佳酿给他送去，表明了他们之间心灵上的沟通，和以诚相待的友情。

当初，刘关张起事时，按社会、经济地位，以张飞最殷实富有，“世居涿郡，颇有庄田”，是个有产有业有资财的庄园主。刘备不过是个“贩履织席”之辈，尽管自称皇室后裔，早衰落无考，和阿Q“老子先前也阔过的”差不太离。后来，汉献帝刘协叫了他一声“皇叔”，不过是政治需要罢了。历代皇帝为了笼络人心，还有赐姓一说，所以，不必当真，谁有粉不朝脸上敷呢?他只能算是小手工业者。而关羽，一个推车的运输专业户而已。

由此推论开去，这三兄弟和诸葛亮的关系，恐怕也是由于阶层不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免差异，倒有值得玩味之处的。

刘备起事时，已沦为手工业者兼小商贩，可他早先是没落贵族，大概是无疑的，至少在楼桑村，还能有立锥之地。曾拜卢植为师，自然文化水准要比关张高些，这样，与诸葛亮不但政治观点相同，在文化上，认同的地方也较多。张飞是庄园主，家道殷实，能有供三百余人相聚的桃园，估计虽非士族，也是豪绅一类。所以，他和拥有南阳诸葛庐的这位军师，经济基础相差无几，也许能找到共同语言。关云长是无恒产的自食其力者，他的个体运输行业，无须依赖群体，特立独行，容易产生阶级偏见，而自己又稍稍识得几个字，不大买账于文化和士大夫，对于诸葛亮就不如那两位融洽了。

再加上关羽的骄矜自满，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性格，特别是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自我感觉更加好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更是目中无人，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却很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了。

诸葛亮一到新野，关张就联合起来抵制这位军师，但跳出来责难的是张飞，关羽是个爱作深沉状的人，站在幕后，唆使猛张飞上。从三顾茅庐起，关羽就不大相信诸葛亮的能力。这是那种对知识分子的压根儿不信任的阶级感情，没有办法，他从山西一路推车过来，汉代那些地方小官僚，刀笔吏，少不了压迫他，欺诈他，使他有反抗感。心里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端这臭架子。他说：“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敢见也。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这个“惑”字，是他心里话，因为，孔明一来，他的副手地位就动摇了。从此开始，这将相之间，就绝不会是亲密无间的了。

刘备到东吴招亲，诸葛亮派赵云陪同，而不敢将锦囊妙计授关羽，怕他乱作主张。借东风后，安排赵云来接他，也不愿麻烦这位关老爷，怕他未必如约而来。赤壁之战，诸葛亮迟迟不睬他，是否真的用激将之法，还是有为难之处，或存心让他放曹操一马，于史无据，也就只好姑妄信之。但是，最后才安排他在华容道，可见对这位骄纵的将领，不得不再三斟酌，自然是有许多顾虑棘手之处，是可以想象的。

关老爷见不把他摆在重要位置上，当时责问诸葛亮：“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委用，此是何意?”听他Vl气，到底诸葛亮指挥关羽，还是关羽指挥诸葛亮?令人费解。大概拜把子兄弟便有这份和军师平起平坐的特权。等到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犯了军令状，还是刘备出来给他说情，才算了事。其实，正因为他知道必是这么一个结果，才敢义释华容。特权，和特权阶层，以及被毒化了的社会风气，使得他有所倚仗地不在乎。

如果孔明执法如山，从他华容道放走曹操起，就严惩不贷的话，那么，此后的他，在荆州主政，也许未必敢于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了。正因为刘备的包庇，诸葛亮也就不得不迁就，既不能责人，更不能责己，也就只好稀里糊涂，不了了之；或者，走走形式，做做样子；或者，深刻认识，从轻处理；或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者，最简单的，就当交了一次学费，下次注意便是了。

看来，诸葛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有其无药可治的软弱性，对于这位身居高位，后台很硬，存心不买他账的，又是劳动阶层出身的汉寿亭侯，除了以顾全大局自勉，大抹稀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这类抹稀泥的难处，从古至今，岂是诸葛亮一人的故事吗?但是，稀泥这东西，糊得一时，糊不了长远，最后关羽在荆州大败，不就是这种迁就、马虎、不深究，由他而去，听之任之的结果吗？

I. 诸葛亮的故乡在哪,河南南阳还是湖北隆中我要证据,谢谢了

http://0898/2005/12/07/205132.html 2002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六册第五单元，节选了两篇关于诸葛亮的古文：一是《隆中对》，二是《出师表》，如此集中地反映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在解放后的教材中还是第一次。可是，在教材使用中，人们却发现了许多问题。 首先，《隆中对》的题解中注明：“隆中，山名，在现在的襄樊。”这倒不错。其次，在《出师表》中对“躬耕于南阳”的解释是：“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这倒让人纳闷了：湖北的襄阳在汉代属南郡，与南郡一水之隔的南阳郡辖37县，是并立的两个郡，南阳什么时候到南郡去了？第三，教材前边的彩页上，上边是岳飞书写的《前出师表》，下边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给人的感觉是岳飞书写《前出师表》是在隆中所为。岳飞在南阳武侯祠一气呵成的书法名篇《前出师表》，这可是没有争议的！更见“技巧”的是岳飞的这篇书法有头有尾，就是没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因为这是诸葛亮说的，如果有了这句话，躬耕地的“隆中说”岂不是动摇了？把这三处联系起来看，似乎存在一条明显的逻辑推理：《隆中对》应是在隆中的谈话(其实应该是《草庐对》)，南阳又在襄阳，岳飞书法《前出师表》和古隆中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似乎真的是千古铁案了。 正当人们对国家颁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现如此错误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时，2003年7月18日《襄樊晚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释喻的文章——《〈隆中对〉复出的背后》，该文用五个部分(起源、提案、奔波、成功、声音)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襄樊方面为使《隆中对》重上语文教材而五上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文章还引用一学生家长的话说：“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不会再有襄阳、南阳之争了，毕竟在教科书上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明白了。”他们“明白”了，我们却糊涂了——到底诸葛亮躬耕在南阳，还是襄阳？ 南阳、襄阳的躬耕地之争，绝不是从兹而始，但为了争名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这种事情也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不知道诸葛亮地下有知，听到这样的事会哭还是会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诸葛躬耕在南阳 关于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地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前所作的《出师表》中：“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西晋陈寿在其所著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至东晋时期，王隐所撰《蜀记》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称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自习凿齿肇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根据东晋时期的王、习诸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断，将诸葛亮的“家”、“宅”明确为躬耕之地，自此而后，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 此后唐、宋、元、明诸代，议者纷纷，争持南阳、襄阳者各执其说，互不相让，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未知孰是，在书中既说襄阳三顾，复云南阳躬耕，云里雾里，让人不明就里。至清代时，双方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于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作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意图息事宁人，但却并不能让双方心服。 1987年，国家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待到邮票问题尘埃落定，南阳方面小胜一局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舆论大哗的“教科书事件”，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教科书事件中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已经不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隆中原本属南郡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无误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所以，南阳的武侯祠应当是名正言顺的。襄阳方面则说，诸葛亮隐居隆中，而隆中当时属南阳郡的邓县。因此隐居隆中即躬耕南阳，隆中才是诸葛亮真正的隐居之地。这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焦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代的南阳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隆中”这一地名，较早出现于东晋王隐《蜀记》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里的“隆山”是否即今日隆中呢？并不一定。因为李兴谓“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这个“阳”字值得研究。中国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阳，汉代也不例外。这里的“沔之阳”，指的应该是汉水以北，那就显然不是今日汉水以南的隆中了。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讲得明确一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然而，习凿齿“隆中属邓县”的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的史籍中找到根据。南阳郡之得名，基本上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之意。《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南阳人张衡曾表述自己的家乡为“陪京之南，居汉水之阳”。即是说，南阳在洛阳之南，居汉水以北。《晋书·地理志》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的南阳郡是在汉水以北。而襄阳则隶属于南郡。据《秦会要订补》中的《名胜志》引习凿齿《襄阳记》曰“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看来，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和南郡是以汉水为界的。当然，这种以汉水为界的并不绝对。它只是就一个大的区域范围而言，即南阳郡的大部分地区在汉水以北。因为秦置南郡、南阳郡之初，以汉水为界，汉代已开始突破了这种界限，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西即是。然而就山都到襄阳东的百余里地而言，直到东汉末年，两郡仍以汉水为界。 若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汉水自武当县起，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了山都县(今湖北谷城南)，则开始向东流。襄阳东地又折向南流。一般所说的汉水南北即是指从山都南到襄阳东这一百多里间。既然南阳郡和南郡在此以汉水为界，位于汉水以南的隆中怎么能属南阳郡的邓县呢？难道隆中竟成了“阿拉斯加”一样的“飞地”？ 再从南郡和南阳郡建立的时间来看，南郡建于公元前278年(《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南阳郡则建于前272年。南郡的建立早于南阳郡六年，秦在汉水以南置南郡时，不可能独独留下一个隆中，六年以后再划归汉水以北之邓县。另外习凿齿自己关于襄阳、南阳的记载也多歧异之处。习凿齿既在《襄阳记》中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未言汉代有所改易，又说隆中属汉北之邓县。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刘备至襄罪“擅兴” 刘备三顾诸葛草庐，那么诸葛亮的草庐或者说他的躬耕地，应当在什么地方呢？以古代将领领军之通制，应在刘备驻屯的新野城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看躬耕地的所在。刘备来到荆州后，从军队到驻兵地乃至军粮的供给，无一不是从刘表手中得到的，事实上已经成为刘表麾下的部将，自然要处处受其节制。况且新野之地北有强敌曹操，南有“带甲十余万”的刘表，而刘备自己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只能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为刘表防守荆州的北大门。 尽管刘表对刘备是“以上宾之礼待之”，然而并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刘表“惮其为人”。刘备自起兵以来的10多年里，始终没有争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盘，掌握的军队数量也不多，他先后投靠过曹操、袁术、袁绍等人。由于他暗中培植个人政治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间不长，不是被人驱赶出去，就是他叛离对方。因之时人如曹操、孙策兄弟以及陆逊等人都骂他是“奸猾”之人，刘备朝三暮四，对他的为人刘表心里颇为清楚。而刘表在性格上又恰恰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所以他对刘备表面上虽然“厚待之”，但在内心里却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 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际，曹操北征乌桓，这时“刘备说表袭许，表不从”。曹操率军北上亲征，趁其后方兵力空虚，刘备建议攻打许都，应该说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刘表对他怀有戒心，并未采纳。为笼络刘备，刘表有时把他请到襄阳来“宴会”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抚其心，让刘备防守好北大门，但对其始终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重任之则恐不制，轻之则刘备不为用”，所以刘表不能不对之多加防范。随着刘备在新野驻屯日久，影响逐渐扩大，刘表对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阴御之”，对其警惕性更高了，不会允许刘备随意到自己政治和军事重地襄阳来的。而刘备对刘表的此种态度不会没有觉察，无奈自己正处于走投无路之时，没有办法。 秦汉时期有普遍实行的著名军法——“擅兴法”，此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又《汉书·王尊传》载：“护羌转军校尉王尊，于押运军粮途中，遭羌族军队包围，尊以千余骑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属，会赦免归家。”可见军法规定了对将领擅自出界和离部是要严惩不贷的。 汉末军阀混战乃至三国鼎立时期，军阀们对各自的率兵将领和士兵都控制得极为严格，因之也都在坚持实行“擅兴法”和“士亡法”。曹操“时天下草创，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孙权“时法：谋叛，刑三族”。实施此法的目的不外乎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把握战机，以取得战争胜利。 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只能忠于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兴兵或外出的。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说明刘备的军事行动是受刘表节制的，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能擅自行动。 从新野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直线距离有一百多华里，古代军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骑马。刘备三顾诸葛草庐，兴师动众，惊动乡里，刘表对此不会没有耳闻，这肯定会触犯他的“疑忌”之心，而且刘备的举动一旦超出新野地界，擅离部属，就违反了“擅兴法”。刘备绝不会冒此风险，到襄阳的隆中去访求诸葛亮的。因此诸葛亮的躬耕地不可能在襄阳隆中。 掩映于苍松翠柏中的南阳武侯祠，是诸葛亮当年曾经结庐居住、荷锄躬耕的地方。全国目前尚保存九处武侯祠，南阳武侯祠仅次于成都的武侯祠而位居第二，位于南阳市区的卧龙冈上。据说从晋代开始，南阳人就在卧龙冈上建祠修院，对诸葛亮进行纪念。以后历经兵火，屡建屡毁，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又按照原貌再次重建。 在元、明、清历朝的《南阳府志》中称：“卧龙冈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这一段文字描述了卧龙冈的地理形势，它绵亘数百里，宛若一条回旋的巨龙。显然，这里是风水宝地，因号曰“卧龙冈”，诸葛亮则选择于此躬耕陇亩，并因地而“藏修发迹”，人称“伏龙”或“卧龙”。明《地理志》曰：“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冈云。”明代将领俞大猷在《重建诸葛亭记》称：“昔诸葛亮先生躬耕南阳时，人以‘伏龙’称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冈曰卧龙冈，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不论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说明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冈居住过，卧龙冈即武侯躬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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